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农业改革？
中国历史上农业的三次改革
三次土地改革
第一次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
地主的私有财产、祖祖辈辈苦心经营积累的财富被强行剥夺分给了本村民众。
随着地主的被打倒，农业经营管理阶层消失了；随着农业经营管理阶层的消失，土地带给人的安全感丧失了。
伴随第一次土地改革的还有阶级的划分。
阶级的划分以财富的拥有量为标准，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动摇了人们经营农业的信念，即使那些分到土地的民众中精通农业生产的人也不敢努力生产，因为拥有财富意味着“社会成分”的改变，社会成分的改变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改变。
其实，很多村民知道本村的那些地主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只是拥有的土地多一些，而所拥有的土地多是人家辛辛苦苦劳动获得的；为富不仁、横行乡里，这并不是地主这一阶层所特有的问题，也不是某一历史时期所特有的问题。
至今仍然有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人，他们财大气粗、有权有势。
要改变这种社会问题，应该通过制定公平的法律来规范公民的行为。
地主欺压雇农，应该制定法律约束地主的行为并保护雇农的权益；企业克扣工人工资，应该制定法律约束企业家的行为、保护劳工的权益。
在这个社会问题上，通常是民不举、官不究。
老百姓至今还寄希望于上访，期待出现青天大老爷。
第二次土地改革，土地归公，成立人民公社。
政策是可以因制定者的改变而改变或因政策的制定者的思想的改变而改变的。
政策可以改变土地的归属，也可以引领人们的思想，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小农思想不可能随着土地归公而变成大公无私。
第二次土地改革是政策性的改变，动摇了农民对政策的信赖。
人民公社这种农业组织形式也许是从苏联传过来的，没人懂得怎么搞。
人民公社与其说是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不如说是农村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因为在人民公社存在期间更多的是搞政治运动而不是搞农业的经营管理。
占当时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七亿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建筑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之类的豪言壮语之上。
现在人们常说文革后所进行的农业改革改变了农民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且不说仅仅改变某一种现象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改革，却说某一现象能足以引起一场“改革”说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另外，透过人民公社时出现了普遍的农民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本身也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缺乏必要的经营管理机制。
从第一次土地改革到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的几年中，从地主手里分到的土地已经变成了农民自己的土地。
成立人民公社，农民带着自己的土地加入了人民公社，成为社员，成为国家的主人。
在农民的观念里，主人是不要干活的。
但全民皆主人，不可能全民都不干活，而且人民公社就是靠社员们来干活的。
因此可以说社员与人民公社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是暧昧的，在组织结构上人民公社与社员之间形成的也只是一种松散型的集结。
人民公社建立之初收回了第一次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的田地，实行了“大锅饭”。
“大锅饭”让农民尝到了加入人民公社的甜头。
但不久后大锅饭就取消了，集体干完活后农民还得回家吃自己的饭。
没有了“大锅饭”的纽带，生产队再敲钟时农民们便掂量算计起来。
今天要干的活累人，今天就不出工了，明天的活不累，明天再去；农忙时节，如夏收、秋收，出工的人越来越少，国家不得不动员社会力量帮助收获。
大家不会忘记，七十年代中期，每到农忙季节，学校的师生、部队的官兵等等就变成了三夏、秋收的主力军。
农闲季节没什么活，一敲钟，大伙全出工了。
什么都不干，出工就得给记工分。
工分按不同的人计算，不是按工作量来计算。
但是，工分多不见得收入多，因为每个工分值多少钱是年终结算时才能核算出来的。
农产品国家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只是协助完成国家统购统销的任务，无权定价。
年终结算，生产队按统购统销的收入核算出每个工分的分值，按每个人的总工分支付给每个农民劳动报酬。
尽管农忙时社会力量无偿帮农，人民公社仍然不堪重负。
土地成为了负担，土地多，统购统销的任务就多。
土地多的村宁愿把土地让给邻村。
人民公社成立几年后，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的工作重点转为阶级斗争。
批斗地主，尽管那些“地主”已经失去土地多年，早已不再是地主，但是阶级斗争观念是牢记阶级仇，地主的社会成分并不随着所拥有的财产的丧失而消失。
当年的地主已经死了，他们的子女也许从来没有当过地主、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但是他们是地主的后代，也受到批斗。
在控诉地主剥削压迫的过程中，人们进一步牢固地树立了革命思想，明白了到地里干活是受剥削、受压迫，明白了磨洋工、偷奸耍滑是与地主斗智斗勇的“革命行为”。
这样的政治教育客观上又形成一种“职业教育”，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在人民公社时期，同样是在地里干活，甚至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干同样的活，如何让社员明白给地主干活和给公社干活的区别呢？如何让社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采取“革命行为”呢？
七十年代初期，当人民公社一方面面临农民缺乏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另一方面面临众多人口吃饭压力问题的时候，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改变，中国与日本恢复邦交、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对外友好往来日益加强，对外贸易不断增长。
正是在这个时期，化肥被当作解决中国人粮食问题的灵丹妙药介绍到中国。
实际上化肥并没有解决中国人的粮食问题，中国人的粮食问题是靠进口粮食解决的，价格比国产粮食还便宜。
通过人民公社，化肥在中国迅速推广开来。
中国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肥进口国，成为世界上农业化肥化最快、最彻底的国家。
但是，化肥没能挽救人民公社。
当我们开始进口化肥的时候，正是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
在有机农业的推动下，各国环保、生态的理念深入人心，化肥的危害日益被人们所认识，而化肥在中国被当作宝贝，化肥的使用量越来越多。
化肥生产污染大、耗煤量大，而中国人当时还没有环保意识，中国是世界产煤大国，于是，若干年以后，中国成为化肥生产国。
也许化肥可以使农产品产量有所增加，却不能使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相反还产生了副作用，人们在一切事物上希冀获得 “化肥效应”，不用费力就可以多收获。
化肥的真正作用是使中国的GDP保持持续增长，它关系到化肥生产业、煤炭业和农资流通业等。
人要生存，而且要生活得好一些。
在个别地方有胆大敢干的村庄开始分田到户。
文革后期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已无力继续高举人民公社这面旗帜，只好顺水推舟，于是进行了第三次土地改革。
这一次不叫分田到户。
分田到户的做法已经实践过了，不好使；土地国有，绝不可能分田到户，而且在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还不允许有私有经济，也不可能允许土地私有。
第三次土地改革，农民获得土地免费使用权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吗？多数农民认为他们所获得的是自己的“口粮田”，因此，这样的分配方式所能产生的生产积极性是有限的。
一年种的粮食够吃两年的，用不着积极生产；增产不增收，生产那么多白受累，用不着积极生产；收多了卖难，少生产点还可能使价格上升一点；种田的收入不如把农田中的土挖了卖钱收入更多、更省力……。
种田人不爱惜农田甚至毁坏良田，这是多么悲哀的事。
农民再也不会为区区几亩地费很多时间保留种子、再也不会费力制作堆肥……，几亩地只能提供给一个农民每年一周的劳动机会，中国农业文明的传承中断了，中国的农民退化了。
“口粮田”成了农民手里的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因为土地存在肥瘦不均、远近不等因素、人口也会因出生和死亡而产生变化，所以，开始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对农民的承包田{口粮田}采取几年一调换的政策。
这一政策表现出农业政策的不稳定性，不但不会激发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反而妨碍农民投入劳动及增加土壤肥力。
这一政策又修改为保持长期不变。
但是仍然有很多农民不愿做农民，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做农民。
除了“口粮田”外，很多村庄还有多余的农田，这些农田由各村的“经济联合社”或类似组织掌管。
村经联社直到近两年才获得了可以注册法人的许可。
多年以来，这样的组织是如何掌管土地的呢？那么多农田都被用来做什么了呢？那么多的国有土地由国家的哪个部门负责管理呢？谁来管理村经联社呢？现在，村经联社终于可以通过工商注册而成为合法的经营组织了。
但是，这样的经营组织的经营范围是什么？是否拥有处置土地的权力？有多少良田被毁坏？有多少良田被侵占？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小产权房？土地是国有的，还是本村“集体”所有？集体是什么？土地是某些人的出生地特权？……。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是蹩脚医生。
三次土地改革都是以户口划分为基础进行的，都基于不同的城乡经济政策，都带有强制性的农业从业原则，都存在不平等、不稳定的特点，都排斥资本投入，都缺乏系统的法律。
农民是一种职业。
不能强迫任何人必须干某种职业，不能剥夺任何人选择某种职业的权力。
农业是人类的第一产业，中国领土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农业应该成为中国的第一大产业。
一般说来产业资本剩余时产生金融资本，但是我国的金融资本是在遗忘、抛弃了第一大产业的情景下形成的。
要把农业发展成中国的第一大产业需要投入，需要经营，需要管理。
这一切都需要制定一定的游戏规则。
农田是农业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田的质量取决于从业者的知识、人力、物力的投入。
三次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呼唤农田立法、健全农业立法。
为了促进农业发展，中国加入WTO以来，也实行了农业补贴政策。
但是巨额的农业补贴缺少必要的实施细则和法律程序。
为了确保农业补贴政策切实起到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对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也有必要制定法律。
农业立法使农业经营行为有法可依，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而且可以使中国的农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中国农业改革特征？
过去5年，农村改革全面深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是涉及领域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336项改革任务中，有近50项直接和“三农”有关。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农村改革重大任务。这些改革任务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涵盖了农村改革的主要方面。
二是推进力度大。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40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和2次中央深改委会议，其中有19次涉及农村改革议题，审议了26项涉农改革方案，印发了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垦改革等重要文件，农村改革的“四梁八柱”基本建立，有力地推进了农村改革由蓄势聚能向全面发力的深刻转变。
三是影响范围广。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触及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受到了各方广泛关注；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改革等一批重大试点已在全国铺开，未来将惠及亿万农民。
三、中国农业改革进程的特点？
发展现代农业，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繁荣农村经济的首要任务。近一个时期以来，各地区从自身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工作，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一
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当前各地发展现代农业出现以下特点：
认识有了新高度。新农村建设工作很多，工作从何抓起，力量往哪里使，工作的突破口在哪里？现在地方党委、政府绝大多数都认识到，农业发展水平低，农民增收缓慢，这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矛盾，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发展现代农业。思想认识的统一，使发展现代农业有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发展有了新思路。绝大多数省市区，特别是农业大省，开始跳出农业抓农业，用工业理念来发展现代农业。湖南省提出从六个层次发展现代农业，即发展设施农业、效益农业、安全农业、生态农业、旅游农业、循环农业。沈阳市沈北新区以引进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为突破口，构建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了新农村建设进程。
工作有了新力度。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多数地方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投入力度都普遍加大。沈阳市沈北新区在运作建设资金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建立了三大体系：一是放开要素市场，建立民营资本投入体系。将供电、供水、供热等可经营类项目全部市场化，引入民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集中使用财政资金，建立“支农、惠民”公共财政体系，集中财力办大事，使财政资金重点向具有长期性、基础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项目倾斜。三是拓展融资渠道，组建国资公司、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建设开发公司三大融资平台，与金融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吸纳银团资金参与新农村建设。
但在看到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与成绩的同时，更要分析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发展现代农业的投入大与农业比较效益低的矛盾。农业比较效益低，难以吸引资金投向农业；社会上的资金多数投入二、三产业，这是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
发展现代农业与确保粮食安全的矛盾。有的地方往往是以牺牲粮食生产为代价发展现代农业，显然这与确保粮食安全是相矛盾的。
发展现代农业与分散小农经济的矛盾。我国农户土地规模小，农民经营分散、组织化程度低、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这是发展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必须面对的问题。
发展现代农业与地方财政紧张的矛盾。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是我国农业地区的基本特点。农业县区既要保人员工资，又要解决一些必需的社会发展问题，无力增加对发展现代农业的投入。同时，发展现代农业对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花费时间长，效果不明显，由此而导致一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内在的积极性。
发展现代农业与目前农民素质较低的矛盾。发展现代农业，迫切需要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不断增多，从事农业生产的绝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未成年人，农业劳动力的素质状况远不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
二
实践经验表明，当前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应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为重点，通过确保“三个安全”、提高“五化水平”，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工农、城乡的协调发展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确保“三个安全”
确保粮食安全。要采取五个措施：一是由良种补贴改为良种免费供给，并由指定良种企业供种。二是提高粮食保护价。对河南的调研表明，小麦市场价格每提高1角钱，粮农只能得到3分钱，但提高粮食保护价，粮农可得到所有利益。三是国家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应落实于承包或转包土地的种粮农民。四是强化对粮食进出口的宏观调控。五是加强农田水利和节水灌溉建设，建立旱涝丰产田。
确保食品质量安全。全面贯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一是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完善省一级，加强市一级，突破县一级。二是在达到无公害食品水平基础上，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提高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比例。
确保环境安全。有效控制投入品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污染；推广资源节约化，废弃物资源化，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提高“五化水平”
提高农业规模化水平。当前，发展畜牧业规模养殖条件比较成熟，要重点发展数量型的规模化养殖。对于种植业规模化，可主要推行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混合农场，既种粮又种菜，既搞种植业又搞养殖业，能够确保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种形式有可能伴随小康社会全过程。另一种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通过服务实现规模经营，可采取服务型、联合型、转让型和产业化经营型等多种形式。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当前提高农机化水平，要因业制宜，分类实施，大田作物的生产过程要实现机械化，畜禽养殖的主要环节要实现机械化或自动化，温室生产要基本实现自动化。
提高农业标准化水平。东部地区要实现全过程的标准化，中西部地区要实现主要环节标准化。当前要重点抓住五个环节：（1）加快完善标准体系，重点制定标准化生产技术操作规程。（2）加强标准化的组织实施。重点加快建设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和生产基地，逐步实施主要农产品基地化、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3）提高实施标准的层次。鼓励生产、加工和流通环节采用国际标准。（4）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和产地认定，加快农产品商标注册。（5）加快全程监管力度，加强产地管理、农业生产资料监管、动植物疫病监控、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强生产基地建设，发展“一村一品”，拓展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产品加工增值。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使龙头企业更好地服务农户，增强龙头企业对农户的带动能力。
提高农业市场化水平。要运用现代经济管理方法和手段，对农业进行成本核算和经济效益核算，使期货市场和电子拍卖市场成为农产品销售的重要渠道，农户和农业企业的生产决策逐步做到市场化、科学化。
三
在中国推进现代农业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任务，它不仅是一场生产力的变革，也要求生产关系作相应的调整；它不仅要求将农村的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更要求农村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因此，在推进现代农业进程中，要突出抓住“五个结合”。
一是调整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相结合。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农业生产进一步向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农业生产力水平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如土地流转制度、畜牧业规模养殖用地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农村金融制度等还很不适应，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二是实现长远目标与办好农民最关心的实事相结合。当前，农民普遍关心的有五件事：一是三育，即育土、育种、育人。育土就是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培肥地力，增强抗灾减灾能力；育种就是繁育优良种子，实现良种更新换代，提高单产；育人就是提高农民外出务工和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能力。二是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实现科技入户。三是发展农村沼气。四是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五是提供小额贷款。
三是发展规模化养殖与发展大型沼气项目相结合。大力发展规模化养殖，要与发展大型沼气项目结合起来，这不仅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减少环境污染，而且还能解决一家一户的能源需要，是新农村“村容整洁”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是直接补贴农民与发展农业生产力相结合。国家补贴对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农民普遍欢迎。但必须看到，发展现代农业最根本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必须把增加投入的重点放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
五是发展现代农业要与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相结合。据估算，有相当部分农村地区二、三产业占农村经济的60%以上，农业所占比重不到40%。实践表明，现代农业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几乎都是二、三产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农村二、三产业既是现代农业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转移渠道。没有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就搞不成新农村建设。
为了实现这五个结合，需要我们采取相关配套的政策措施。
第一，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要调整农业投入核算口径。中央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应实行“一项改革、两个分开”。一项改革,就是明确《农业法》关于中央和县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的规定中，“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内涵，同时将这一增量指标改为比例指标，即分别规定中央和县以上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比例。两个分开,即将现行中央财政对农林水气的投入分开；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分开。同时，要开辟新的农业投入资金来源。根据“建设用地税费提高后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的精神，建议明确用于“三农”的比例要高于60%。可发行新农村建设特别国债，重点用于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建立和完善农业风险防范机制。农业受自然、市场风险影响越来越大，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农业风险防范机制迫在眉睫。通过工程、非工程措施，加强重大动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和预警体系建设，开展农业政策保险制度，保障农民增产增收。
第三，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加快培育新型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建立覆盖面广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调整农产品加工增值税政策，对龙头企业购买的农产品原料，增值税进项抵扣率应从13%提高到17%。
第四，重视发挥两支生力军的推动作用。工商企业带动农业发展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已成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两支生力军，将会带动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要特别重视“以企带村”。以企带村是农村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能够将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物质装备、生产技术等要素引入农业领域，并为劳动力向非农就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还要特别重视农民工返乡创业。目前，全国累计约有1.2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其中近500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创办的企业总数约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20%，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初步估计全国近500万返乡创业人员，安排了约3000多万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每人每年平均增收5000元左右。因此，要全方位支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作者：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四、中国农业改革的发源地？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40多年前，发轫于小岗村的大包干拉开了我国农业改革的序幕。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小岗村破旧茅草屋内，18户村民聚在一起，他们有的眉头紧锁，有的沉着冷静，在一张事先拟好的契约上按下红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小岗村人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开始实行“包干到户”。
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金昌回忆道：“在那一天晚上呢，我记得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吃过晚饭以后，我们18位农民，就悄悄的走到了严立华家，说实话我们那次会议，是一个秘密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能搞上饭吃，怎么能不饿肚子，吃饱饭。”
实行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
1979年1月起，安徽省实行“分地到组，以产计工”的责任制。继续进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责任制的试验。
1982年1月1日，党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其中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1983年、1984年，党中央又连续下发一号文件，肯定了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五、新时期中国农业改革的举措？
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要适应市场需求，优化产品结构；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优化经营结构；立足比较优势，优化区域结构；加快科技创新，增强农业发展动能；促进融合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行绿色生产方式，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
六、中国筷子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阶段？
筷子的历史演变经过的五个阶段是
1、前形态时期：燔炙时代至陶器饪物之前；
2、过渡阶段时期：新石器时代；
3、梜的阶段：青铜时代；
4、箸的阶段：东周至唐；
5、筷的阶段：宋至当代。
筷子在先秦时代称为“梜”，汉代时已称“箸”，明代开始称“筷”，一直沿用至今。目前筷子是世界上常用餐具之一，它是中华饮食文化的标志之一，发明于中国，后传至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汉字文化圈。而且现在连欧美许多人都能用筷子吃东西了。
七、中国历史上影响文学发展的？
汉代四百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极为华美的时代，是走向统一、昌盛的时代。经学纵横这一时代，影响着时代文学——汉赋，不同时期的经学形态造就了不同文体风格的汉赋，古今中外的文人学者对汉赋的评价褒贬不一。对于汉赋的研究，应该站在时代之外、体会时代之内，客观地看待汉赋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局限。
同样地，作为一代文学，汉赋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有着与唐诗、宋词、元曲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于汉赋的研究，不应固步自封、不应浅尝辄止，而是应该在尊重汉赋的基础上去品评和深入探索。
汉赋的诗化现象
1.汉赋诗化并非偶然，具备时代基础
汉赋的诗化现象在汉赋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文学史上由繁杂的赋向简洁的诗的重要过渡，让处于瓶颈时期的赋体文学重新找到了“春天”。
东汉末年，经学思想的瓦解和道家隐逸思想的复兴使得汉大赋失去了支持它发展下去的政治基础；铺张扬厉的手法、繁杂辞藻的堆砌使得不再以入仕为目标的文人失去了对大赋的研究与创作兴趣。
汉末正是《诗》学重新复兴的重要时期，许多赋作家将研究的领域扩展到诗歌，除了是汉赋作家外又兼有另外的身份，这让他们在创作以抒情言志为目的的抒情小赋时，不自觉地加入诗歌的元素，汉赋在抒情化的同时正朝着诗化的方向发展，这正是抒情小赋能够在汉末乱世中绽放光彩的原因。
2.抒情小赋兴起，融合经典《诗经》
汉赋的诗化现象促进了其抒情色彩的表达，让汉赋的发展轨迹迎来了又一次赋体内的变革——抒情小赋。抒情小赋的主要创作目的是为了抒情言志、表情达意，在抒情的过程中，赋作家将《诗经》中的诗句很好地运用到小赋创作中，将他们与汉赋相融合，使得小赋形成了抒情为主的特征。
自武帝时起，《诗经》就备受汉代人尊重，只是那时他们是作为经学的阐释与解读对象而在社会上流行的，文人们对《诗经》的重视存在于对其句式、内涵等相关角度的研习与解读上，也正是因为《诗经》作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未脱离过文人的视野，才有了汉末抒情小赋对《诗经》中诗句的引用。
蔡邕的《青衣赋》中就有对经典
八、袁隆平电影观后感：揭示中国农业改革发展历程
袁隆平电影观后感
最近观看了关于袁隆平先生的电影，深受感动。电影从袁隆平先生的早年经历、科研历程到他对中国农业改革发展的贡献进行了全面的展现，让我对中国农业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首先，电影通过描绘袁隆平先生艰苦创业的故事，展现了他对科学研究的执着和对农业发展的热爱。作为一名科学家，袁隆平先生不仅在水稻育种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还积极投身于推动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和推广。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深刻理解了科学精神和责任担当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其次，电影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农业改革发展的历程。通过袁隆平先生亲历的经历和见证，观众不仅了解了中国农业从粮食短缺到丰产的巨大变革，还领悟到农业发展对国家和民生的重要意义。电影充分呈现了袁隆平先生在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杰出贡献，让观众对中国农业现状和未来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最后，通过电影，我深刻体会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科技创新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袁隆平先生的故事感染着我，激励我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中国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坚信，有着像袁隆平先生这样的科学家和推动者，中国农业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感谢您阅读我的观后感，通过这部电影，我对中国农业发展历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为中国农业发展贡献力量的决心。
九、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是怎么发展的？
1、先秦：
夏、商时期，土地制度是以氏族为单位的土地公有制，农业生产往往采取集体劳作的方式进行。
武王克商以后，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分封地的主权和产权是周王的，诸侯只有财权和治权。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的土地制度为井田制，井田制是和分封制度相适应的多层次的贵族土地所有制，当时的土地制度划分为井田，井田以公田和私田的划分为主要特征。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让或交换土地，渐渐将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同时，随着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私田的数量也在增加。私田的出现，对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起到腐蚀和冲击的作用。
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指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鲁国的“初税亩”实行按亩收税，它们不再区分公田、私田，都促使土地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
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土地私有。
2、秦汉：
秦朝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承担的徭役繁重、赋税沉重。
西汉实行编户制度，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百姓（编户齐民）依据资产多少承担赋税、徭役、兵役；
汉朝存在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1）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国有土地，直接由国家政权掌握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叫做公田。
（2）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豪强、大官僚、富商占有的土地，其来源，有的是通过赏赐，有的是兼并，也有的是通过抢占和买卖。
（3）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占有小块土地独立经营。
3、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是国家对国有土地的一种经营方式，它由曹操率先实行，196年曹操接受枣祗、韩浩的建议，招募流亡农民在许县附近实行屯田，后实行军屯。魏末晋初，由于国家对屯田的剥削日重，屯田的分成租甚至高达八二开或者七三开。赋役越来越沉重，屯田制逐渐瓦解。晋武帝时期两次下令罢屯田官，民屯宣告废止。
4、西晋时期：
为了加强对自耕农的控制，限制土地兼并，280年西晋颁布占田制。占田制中规定的占田数额，只是允许民户自行占有，并非由国家如数进行分配，而无论占田是否达到法定指标，都要按照规定的课田亩数交纳田租。
5、隋唐：
实行均田制（仅按人口分配国家掌握的土地），它是府兵制和租庸调制的经济基础。隋和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隋朝农民年满五十，可纳绢代役。唐朝时，“租”指成年男子向官府交谷物，“庸”指纳绢或布代役，“调”指每年缴纳定量的绢或布。
唐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无法维持，国家财政收大为减少，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即两种征税标准（资产、田亩）和两个交税时间（夏、秋两季）。其意义在于：税制得到统一，保证国家财政；改变人丁为主，放松人身控制；扩大税源，增加收入，减轻负担；是封建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缺陷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赋税转嫁农民身上；加派许多苛捐杂税。
6、宋元：
北宋初在各路设转运使，规定地方赋税大部分转运中央，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中央设三司使管理财政收入。北宋“不抑兼并”，土地兼并严重；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包括：青苗法、募役法（纳钱代役）、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和市易法。另一方面，“两税法”在实施中推行的“唯以资产为宗”“认田不认人”等做法，使得国家放松了对农民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佃农身份的合法化，中国历史上租佃制的普遍化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7、明清：
明初，地方设布政司，统管地方民政和财政。明神宗时推行“一条鞭法”：多税合一，折成银两，役银分摊，人田分担。意义：减轻农民负担，松驰依附关系；适应商品经济。
开国皇帝朱元璋把土地管理和基层管理创新结合起来，推行了“黄册”“鱼鳞册”和里甲制度。“黄册”即户口册，“鱼鳞册”即土地册，里甲制度是一种基层组织形式，每个里甲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强集体认同感的基层组织或合作社区，承担着赋役催征、社会教化、基层治理、行政管理等公共职能。这三大制度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构成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以及基层社会治理高度结合的有效机制，能够实现多重目标。
明代中期后，以里甲制度为基础的赋役制度积重难返，百姓承受的各种徭役杂派愈益繁重，而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不断降低，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不少官员为保证国家赋役，提出了“一条鞭法”的建议，即把赋与役合并为一，丁（人口役）与粮（田租）合一，并把征集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万历九年，张居正在明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变法后，赋役征集不再需要里甲制度，“画地为牢”社会秩序日益式微，农民拥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职业选择，促进了工商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推动了户丁税向地亩税的过渡，以及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变。
清朝初期，名义上延续了明朝的“一条鞭法”，事实上实行的是“一条鞭法”+丁银。丁银即按人丁征收税银，而不论其贫富如何，存在明显的社会不公。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巩固清王朝的统治，雍正在各地试点的基础上，推行了“摊丁入亩”的改革举措，也就是把按人丁征收的税银，全部都摊入土地田赋中予以一并征收。“摊丁入亩”把之前部分按人头征收的赋税，完全改为按田亩征收，从而相当于实施了完全的地亩税，一举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赋役混乱的难题。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既是因为中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影响，也是因为各朝代在变法中都是以国家名义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度结合起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而且更主要地表现为，历代国家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对国家土地籍册上的每一亩土地的最后处分权、和户籍册上的每一个人口的直接课税权。
十、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两个重大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1、恢复发展时期的中国经济（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运用政治魄力和政治智慧，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一五”时期开展了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为我国基础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2、动荡发展时期的中国经济（1958~1978年）。
1958~1966年，是全面进行经济建设的时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时期，前几年是失误，后几年纠正和弥补失误。
总的来说，1958~1978年的20年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最后带着对“文化大革命”痛苦反思、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
3、经济体制转型初期的中国经济（1979~1991年）。
中国20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国民经济经历了1986~1987年的“软着陆”，1988年价格“闯关”和1989~1991年治理整顿的曲折。
4、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中国经济（1992~2002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统一了全党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认识，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